荒川先生死后，二把手镰田先生接任社长，ACCESS进入镰田时代。

在免费的Android的巨大阴影下，ALP显然已经没有太大的商机。不过好在公司银行上还有不少存款，暂时还不会面临倒产威胁。

但是随着动态网页技术的广泛运用，嵌入式硬件性能的飞速提升，以及移动设备屏幕的不断精细化，对嵌入式浏览器的需求越来越小。特别是Android的出现使得在移动设备上提供与PC一样的浏览器体验变成了大家的普遍期待。所以采用Netfront浏览器的项目越来越少。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公司决定将Netfront的排版渲染引擎替换为开源的WebKit，然后集中力量优化Javascript引擎，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持动态内容。

另一方面，随着4G网络的展开以及通信资费的快速下调，无论是网络运营商还是用户对于多媒体内容特别是视频串流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NetFront Browser和NetFront Living Connect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项目，变成了后者搭售前者的情况。

为了尽可能抢占市场，补偿ALP造成的巨大损失，镰田开始大规模改组ACCESS，将其由原来的按照产品划分的组织结构，转变为以产品为纵线，以项目为横线组织的复合结构。每个人都有两条汇报线：产品经理，项目经理。同时大幅缩减ALP的开发人员。

这个时候，很多南京来的同事，都被要求回国了。小张也在其列。但是小张不想回去，想留在日本。

我和课长都觉得他业务能力很强。所以课长专门去找了新社长，将他特别留了下来，转成东京的员工。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唯一一例。

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南京来的员工，不愿意回去的，采用了跳槽的办法。

而我因为成功地完成了NFLC SDK商用化以及skapa项目，被作为项目经理，选拔到了一个称为项目管理课（PGM课）的组织里面。

PGM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项目在预定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成本完成，并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是事实上，任何项目都是包含着无数的确定性的。所以，各种技术要素或者人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

PGM的课长，也就是我的新课长，叫狩野，是一个项目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原本是在日本航天项目当中做数模模数转换相关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十分热爱数码产品，就来了ACCESS，负责了很多客户项目，而且一般都是那种烂尾的项目。

所以他自称911救护队长，而PGM课自然就是救火队。

由于双汇报这种形式在管理上比较复杂，公司用C#开发了一套项目管理系统，包括项目的报备、审批、预算、立项、开发进度管理、验收、交付等等整个项目到生命周期。每个PGM（项目经理）都会使用这套系统管理好几个项目，而所有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需要按照项目分割报到这个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每个人每天的工资，都是要从参与的各个项目当中去领取的。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条的项目管理线。

2009年我们从NEC System Technologies接了一部手机（型号名：N-02C）的DLNA开发任务。因为当时我手里已经有3个其它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指派给了课里另外一名PGM。

当时日本的手机市场十分封闭，完全处于运营商的控制之下。运营商每年会制定2次规格，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规格里面精确到手机的各个参数，软件功能，甚至是大部分的系统界面。各个厂商据此设计生产手机，然后运营商包销。其实基本上和代工没啥区别。

所以，虽然NEC是大厂，但是在这个项目里并不是甲方。N-02C是为NTT docomo 2010年春季定制的型号，采用了ALP作为OS，所以也自然地采用了NetFront Browser和NetFront Living Connect。而NEC ST则主要是担当硬件和GUI部分。

然而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2009年年底，DLNA相关的功能依然有很多问题，整个项目团队被NEC关在神户，甚至日本的新年都没能够回来。

在这种紧急的事态下，该项目升级为红色项目，狩野课长在圣诞节之前便去救火了。然而不久我就得到课长的传唤，说现场情况很糟，需要我去帮忙。

于是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去吃正宗神户牛肉的机会。

前面也提到了，在被关在skapa实验室里面的时候，有另外一位负责DTCP-IP的日本人员工和我在一起。他的老家就在神户。

神户在1995年1月17日早层5时46分曾发生大地震，7.2级，5400多人死亡，3.4万人受伤，整个神户市基本上被摧毁殆尽。而我的那位的同事，他那个时候就在那里。他说早上正在睡觉，突然被摇醒，人摔到了床底下。后来推门出去，发现家被拱到了半山坡。好在人没事。

所以这次我去的是其实是后来再建的新神户。

NEC ST的办公室并不在神户市内，而是要从神户站坐地铁，基本坐到头。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天基本上已经黑了。

我先去宾馆check in。由于太晚，房间已经全满了，宾馆给我升级了总统套房。这也是我人生头一次住总统套房。套房很大，落地窗就有4个。浴室里安装的是很大的按摩浴缸，旁边放着二十几个小瓶，看起来是各种香型的香油。

然而我并没有机会享受。在简单的刷洗之后，我就直接赶去了NEC ST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

NEC ST的一楼和三楼灯火通明。我们的人在一楼，他们的办公室在三楼。

我首先去了一楼会议室，也就是我们的人进行作业的地方。

推门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我的课长，他正在白板上写着什么。旁边，坐着这个项目的PGM，胡子已经长到盖住了嘴唇，头发乱作一团，眼窝凹陷。其它几个成员看到我来了，和我打起了招呼。

“你们辛苦了”，我说。

“真是不好意思，把你也牵连进来了”，一个工程师说。

我走到那个PGM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多久没回去了？”

“好几个月了，我都记不清楚了”，他苦笑着。

“还活着就好”，我朝他笑了笑，他也苦笑了一下，趴在桌子上不动了。

我走到课长那里。“您好。现在什么情况？”

“很不好，很危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跌倒谷底，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是在找借口，推托责任而已。”课长对我说。

“几小时汇报一次？”我问到。

“3小时。每3小时他们会来检查进度。”趴在桌子上的PGM抬起头来说到。

“上一次是几点？”我继续问到。

“12点。”

“那好，距离下一次还有1个多小时，让我们首先来整理现在的情况，形成内部意见的统一。然后，由我来和他们汇报。”

当时ACCESS的业务套路就是，任何嵌入式设备，如果触网了（搭载wifi模块了），那么如果有屏幕或者可以接屏幕，那基本上总是要上网的。上网，就需要浏览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NetFront浏览器移植上去。

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不是有屏幕，只要有wifi，想要串流媒体的，不管传入还是传出，那么你就需要DLNA，那么我们可以讲NetFront Living Connect移植上去。

随着设备搭载wifi变得原来越普遍，来ACCESS商谈的企业和项目也越来越多。即使像索尼这样的企业，虽然它内部有一个DLNA团队，也慢慢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项目了。于是，无论是cybershot，还是handycam，亦或是cocoon（索尼的录像机品牌），都来找我们了。

如此多的项目不仅对人员产生了巨大压力，对管理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包括从南京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员。很快，公司从400多人膨胀到1400多人。水道桥已经坐不下了，公司在海滨幕张，也就是每年开东京游戏展的地方，从宝马手里面买了一栋办公楼，将所有技术人员搬迁到那里，冠名技术中心。

而水道桥只保留商务和行政功能。

小张上班的路，突然近了很多。

其实这个时候的ACCESS，还有一个及其具有野心的项目在秘密开发：ACCESS Linux Platform，简称ALP。

早在2005年，ACCESS便已经嗅到智能手机时代的味道。这时候的ACCESS垄断了日本几乎所有传统手机的浏览器市场，并且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手机互联网模式，i-mode，股票市值高达每股5、60万日元。

组里的老员工，包括我的老课长、老专家、以及一名专门负责单元测试的员工，都在那个时候一夜暴富。那个负责单元测试的员工，仅仅出售了手上1、2百股的股票，就在东京大田区买了房子结了婚。

也正是因为这样，ACCESS才以200多亿日元全现金的方式，收购了palm source，一家随着PDA时代谢幕而离场的公司。

但是后来证明，这是一笔因为年轻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具体到收购过程我没有亲历并不知道，只是听说palm source幕后与摩托罗拉携手，摩托罗拉佯装也要收购palm source，于是与ACCESS形成竞拍关系，将收购价一路抬高，并且要使用全现金的方式。

最后，在ACCESS竞拍胜出之后，palm source将大部分核心人员都转移到了摩托罗拉，而ACCESS只得到了一堆没有完整文档的操作系统代码。

性格倔强的ACCESS社长，决定用人海战术来啃这块硬骨头。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的摩托罗拉已经开始死亡，将人员又转手卖给了谷歌。

谷歌的android是否是这个时候开始开发的，没有确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谷歌2008年底开源释放了第一个android版本的时候，ALP的员工在其代码里找到了许多，与从palm source收购来的代码一模一样的地方。

谷歌的android不仅抢占了市场，其开源策略使得ACCESS为ALP投资的数百亿日元资产没有了任何回收的希望。

2009年10月23日，ACCESS的社长荒川亨死于胰腺癌，享年50岁。这是我在日本首次参加葬礼，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

在葬礼上我望着他的遗照想，也许他当时和我说那样的话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了。

 

机顶盒完工了，成为了skapa新网络录像功能的参考设备，其它设备厂家纷纷来对接。

skapa在自己电视台的一间设备房当中设置了对接实验室，开放给所有有意向进行对接的厂商使用。

这种协议级别的开发的特点就是，虽然有规格书，但是源于自然语言的不精确性，以及规格本身的完备性问题，很容易发生各种解读。加上各家企业的code base原本就各自有其特点，因此在实现的时候会有很多偏差。

所以在对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很多问题。与HUMAX项目不同，那个虽然扯皮但是大家还是合力做的一个项目。现在，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产品，其中大部分还是在各个领域竞争多年的老朋友。

所以非常有幸能参与这样的项目。我离开了初台的小黑屋，关进了位于目黑的skapa实验室。

在这里，我和我司另外一位负责DTCP-IP，也就是一种数字版权保护网络协议的日本人一起，与索尼、松下的老工程师PK，与老竞争对手DIXIM促膝攀谈。各公司都派出了该领域最好的专家，每天过得犹如华山论剑，不亦乐乎。每天都是天蒙蒙亮进去，深夜出来。

有的时候，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跑到隔壁的导播室去看看，上百个屏幕闪烁skapa各个频道的精彩节目，其中左上角一块都是18禁，还无码。😈后来于是知道码是电视台加的。效果很好，马上满血复活。

skapa负责这个实验室的叫山口，也是skapa规格的撰写人（当然基本的技术方案其实是我写给他的）。我们一直怀疑他是不是山口组的(●—●)。所以虽然很年轻，我们一直都对他很客气。当然，这是对甲方应有的礼貌。

后来先锋（pioneer）也有一款录像机要加入。他们想了个更好的法子，直接让我们到他们办公室去做支持，对接好了，再拿到实验室去评测。

很巧的是，pioneer的办公室就在新川崎，我们刚到日本住的地方。所以我一口就答应了。

pioneer的门禁非常严格，每一道门都需要刷卡，进去要刷，出来要刷，而且还要配对。更绝的是，电脑也要将这张卡插在上面，才能启动。拔出卡立马锁屏。访客卡刷不了门，所以上厕所成了一件必须有人陪同才能完成的事情。

pioneer也是弄了个小仓库把我们关了起来，旁边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而他们的工程师轮番进来和我们对接讨论，直到完成。

公司的营业经常会来看我们，带我们去吃饭。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看到营业就像囚犯看到探监的一样，很是高兴。

一个真正能够实用化的开放协议栈的开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没有参与过这个过程的公司，即使给你规格书，也会碰到许多问题。这就是开放协议的技术壁垒。

当然，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2008年4月底，也就是我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段感情生活。

其实从2007年左右开始，可能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父母就不断地敦促我谈对象。那个时候，我每周都会和父母在网上视频通话。最夸张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每周都会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有的时候国内的，有的是国外的。

我也试着见过几个，但是国内的基本都不太愿意和我去日本，而国外的我都不怎么看得上。

后来，在我27岁生日前后，索尼的一个同期，北京帮的，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是东大的留学生，学物理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我上班的地方在水道桥，走路去东大也就大约20分钟的路程。所以我很感兴趣。

在朋友的牵线下，我们首先在MSN上面聊了聊，感觉不错，于是我约她晚上7点钟在东大正门口见面。

晚上6点多，我就离开公司过去了。到了东大正门口，离开7点还有小半个小时。

我原本以为她会从学校内走来，然而事实上那天她是从宿舍过来的（日本的大学宿舍基本上都在学校校园外面）

她人不高。可能还没有1米6。但是看起来挺招人喜欢的。她带我到东大校园里面转了转，然后到安田讲堂下面的食堂吃了顿饭。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那段时间正是她读博读得有些疲惫的时候，所以她为自己计划了一堆旅行。

于是我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陪着她在日本各地四处旅行。

而这段时间，也正好是HUMAX项目的高峰期。所以，代码里一定是混进什么奇怪的东西。

也许是我热得太快了，很快，我就在考虑着结婚的事情了。我四处寻找合适的房源，然后询问她的意见。

但是她似乎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乎，在几次争吵之后，就没有什么于是乎了。

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我的经验值（脸皮）增加（增厚）了，也找到了一点儿方向。同年晚些的时候，我又在东大找到了一位女博士，学医的，成为了我终身的伴侣。

（好了，感情戏交代完了。看热闹的可以散了，这不是言情小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项目最终还是在10月底成功收尾，基本上达成了原定计划（worst case）。

11月，和我同一届来日本的索尼北京帮的一人，老王要回国了。他其实大约3个月前刚刚转来ACCESS，并且在志村三町目租了一套挺大的房子，也购置了不少家具和电器，准备接老婆来日本生活。但是突然发生了变故，所以只能匆匆回国。由于走的匆忙，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处理掉，他就叫我们兄弟几个去他房间里面看看，有啥喜欢的东西拿走。

照片里有小张同学哦(^ ^)

在我们到了他家之后，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用2万日元买走他厨房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那个时候真切的感觉到，东西买进来的时候都是宝，卖出去的时候都是废铁。

我们看了一圈，看得上的搬不走或者没地方放，搬得走的看不上，所以最终也是基本什么都没拿。老王是个Hi-Fi发烧友，家里有一台60寸的索尼电视和一套超高级的功放音响，这个老王没舍得转让，所以虽然我们一位报社编辑半路出家码农的兄弟看上了，最终应该是老王咬牙哼哧哼哧弄回国了。

当然，我也识相地缩短了我的休假，提前赶到了初台。

那是一间从车站还要步行20多分钟，隐藏在十分冷清的居民楼里面的2室1厅1厨1卫的房子。

10多个男人歪七扭八地趴在桌子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键盘。房间虽然有窗，但是因为离开旁边的房子很近，所以很昏暗。

而我的老科长，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看到我来了，他露出了十分兴奋的表情，说：“我们的超级Engineer来了”

我对他说“真的辛苦您了”

“也只有这种时候需要我”，老科长轻声回答到。“接下来拜托你了。有什么需要，比如送饭什么的，打电话给我”

“谢谢，您回去好好休息吧。这里我会搞定的”。

就这样，我完成了与老科长的交接。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呆在这里，没回过家。

对方其实也是一个课长带了一群工程师。课长并不很了解细节，全听下面的人汇报。而下面的人，当然是甩锅甩锅再甩锅。

老实说我也早预想会是这样，而且我知道相对于日本，韩国民风要彪悍一些。所以我也就和他们的工程师正面刚，一个锅一个锅地甩回去。

很快，他们的课长发现这样搞不行，对我开始客气了很多。

“现在不是扯皮的时候，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吧。”

我说到。

“我们这个是嵌入式软件，设计的时候就不支持多线程。这是写到文档里的，白纸黑字。你们的UI调用下来，要做线程的同步。否则就是现在这样。”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只是对方工程师死活不认，一定要这样正面对决才能解决。

趣事也是有的。（也许并不好笑）首先，10多个大老爷们在一屋呆了几天之后的后果就是，厕所基本进不去了。于是他们又从韩国调来一个测试，女的。由于他们在屋子里公然放着18禁调试，这个女生就一个人坐在厨房。我也没看到她做什么工作上的事情，就见她时不时打扫厕所了。

后来，项目搞定了，他们请我们吃饭。韩国烤肉。这个女孩子就非常主动地帮我们所有人烤，自己一块都没吃。

这时我就觉得，韩国的男尊女卑，看来远比日本严重。

在SDK开发维护工作交接给南京之后，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了项目上面。

之前也提到过，日本（东京）的电视节目，免费的只有7个台。更为准确地来说的话，这是指通过电视天线可以直接接收的，由东京电视塔发出信号的台。也就是模拟信号时代就有的台。后来电视信号数字化，这些台也就原样转为数字信号（日语称为地上数字波，简称“地digi”，即地上digital的意思），仍然是由电视塔直接发送信号。只不过，数字信号的载波波长要远小于模拟信号，穿墙绕射能力差，所以不再是电视机自己的天线接收，而一般是由装在房顶的天线接收，再通过同轴电缆传送到电视。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卫星传送的数字电视。常见的，有BS卫星传送的，称为BS的一波频道；还有CS卫星传送的，称为CS的一波频道。这些频道都是收费的。实际运用上，也同样是由装在房顶的天线接收，然后通过同轴电缆传送到电视。但是信号是加密的。在日本出售的数字电视机后面有一个插B-CAS卡的卡槽，卡的大小和国内的银行卡类似，里面有一块芯片记录权利状况。购买并将这张卡插入电视，就可以看BS/CS频道了。

由于BS/CS卫星在天空的方位角不太一样，且卫星通信的波长更小，一般房顶都会有三个天线：一个看上去比较传统的，类似蕨菜叶片的厘米波天线，这个是地上波的。还有两个小锅盖，各自朝向不同方位角的，这个就分别是BS和CS。三个天线出来的三路信号一般会进入一个混频器，合并在一路同轴电缆里传到电视。但也有房子墙上有分开的插口。我如果没记错，BS还是CS里面也包含对地上波的中继，而且没有加密，所以仅仅连接BS的那根线也是可以看地上波的，即使没有B-CAS卡。

一般消费者能够买到的B-CAS卡是红色的。而实际上还有别的颜色的卡，业务用的，可以免费收看很多节目。我在做开发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卡。

无论是地上波，还是BS/CS，都只提供普通的频道。所谓普通的频道是指，没有18禁的内容。虽然有些频道在深夜会有一些比较暧昧的内容，但是其实都还好。

但是日本是有成人频道的。要看这种频道，就需要买另外一个卫星电视，叫sky perfect，日语里简称skapa。它提供了几百个频道，包括比较新的电影大作，体育赛事的直播，以及18禁。

观看这个卫星电视是需要买单独的接收器，也就是天线+机顶盒的。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获得这些设备。第一种方式是购买skapa的套装，包括一定时长的包月，就会免费借给你一套设备；第二种就是到电器商店去买。

正是因为这样的节目是付费的，所以有很多用户想要把它存储起来。所以，skapa的机顶盒一般都会自带录像功能。

但是，由于skapa的机顶盒一般是出借的模式，所以内置硬盘对于skapa来说就是一项很大的开支。硬盘既贵又不牢固，经常容易坏，因此时不时需要去更换。

这时有一个人从skapa跳槽到了我们公司做营业，在了解了DLNA之后，就向skapa推荐，用DLNA的方式，将节目通过网络直接录制到NAS。这样就可以将硬盘从机顶盒当中剥离出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日本的几家电器大厂，比如索尼、松下、先锋，以及一些PC周边厂家，如IO DATA、Bufflo，他们都对这个方案很感兴趣。因为这同样可以使得他们的产品不再需要根据不同的信号搭载不同的tunner（调谐器），而只要一个网口就可以实现各种视频源的录制。

大厂们一般都有自己的DLNA团队。所以我们首先担当了skapa机顶盒端的DLNA实现工作。事实上，因为机顶盒是片源提供方，所以其它机器都需要和它进行对接，也就是这个方案的核心。

老实说这个项目做得很苦。skapa为了节省开支，将机顶盒外包给一家名为HUMAX的韩国厂商。所以这个项目结构上就成为了委托方和委托方的合作开发，中间夹着一个需求方。况且还有语言上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公司的法务突然提出让外国人（我）参与这样的项目是不是会有问题，因为有18禁的内容。这种内容是要在普通包月的基础上单独收费的，所以在技术上是最难的，需要在DLNA的基础上作协议的扩展。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而且公司觉得，在办公室堂而皇之地播放这些内容似乎也不合适。

但是显然没有人比我更合适。所以后来我们决定使用假的18禁内容，就是节目其实是新闻播报，但是元数据（属性）是18禁。但是机顶盒的输入只能是电视信号，并不是播个mp4就OK的，所以我们甚至从电视台借来了一套小型的电视信号发生器，将事先录制好的特制视频转成地上波数字信号，再用机顶盒接收录制。

机器是借来了，但是没有任何说明书。我只能依赖谷歌，从广播电视系统的最基本开始学起，了解了MPEG-TS混流，信号调制等多个视频信号制作环节的知识。这个过程，我学到了很多。

但是由于与韩国方面的软件部门沟通不畅（中间夹了一个不懂软件开发的skapa），项目质量一直稳定不下来。最后skapa跑到韩国去臭骂了一顿HUMAX，HUMAX当然把锅往我们身上甩，skapa就让他们来东京，两家合一起解决问题。于是，HUMAX在东京初台附近借了一套民宅，来了十来个工程师在里面工作。当然，我也得陪着。

我们那个八面玲珑的课长，虽然是老糊涂，但是有他极为可爱的一面。HUMAX刚来的时候气势汹汹，正值我回国探亲之际。老课长为了保证我的假期，自己坐到初台的小黑屋里当“人质”。当然，他是解决不了任何技术问题的，所以他给我发了封信，说他会安抚HUMAX的情绪，不必担心，让我休好假再过去。

随着来商谈的项目越来越多，以及SDK自身的稳定性提高，我们决定将SDK的开发维护工作转移到南京，而东京的团队则集中到具体的应用项目当中去。

于是乎，2008年春夏，我带着小张，以及一名姓太田的日本人，来到了南京，进行SDK开发维护的交接工作。

小张在南京有一个女朋友。因为小张去了日本，分别了几个月。所以这次小张是自己举手要和我一起到南京去出差的。至于太田，他是播放器模块的负责人。播放器模块其实是由ACCESS和日本冲电气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OKI ACCESS开发的，太田是接口人。

之前社长提到的那个中国人Top，姓赵，接待了我们。然后向我们介绍了二部的部长，刘先生。南京也是仿照东京总部的结构，一部负责浏览器，二部负责其他。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很自然地落在了二部。

二部刘部长又带来了李科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科长指派了5名员工，每人负责DLNA当中的一个模块（Device Profile）。

大家都知道，南京在历史上受到过日本的暴行。所以一般来说日本人不太敢往那里跑。太田进出总是紧紧跟着我们，心里有些紧张。我们也比较谨慎，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不过还是在一日外出吃饭的时候，路过南京某师范大学的门口。我们三个人用日语交流没有很注意，可能声音有些大，结果围上来几个女生。

“你们是日本人么？”她们用日语询问着。

我一听是日语，而且是女孩子，心想应该不要紧。于是如实回答到：

“我们两个不是。中间这个是。”

太田看了我一眼。

“太好了，我们是日语系的学生，一直想和日本人交个朋友。”其中一个胆大的女生说到。

“啊，谢谢🙏。。。不好意思。。。啊。。。再见”

太田将头埋进了衣领，加快了脚步。我和小张相视一笑，和女生们说了声拜拜，就上前去追太田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他们应该交个朋友。

后来听一些别的同事说，还有人带同行的日本人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的。

其实在我在索尼去圣地亚哥调研的时候，我的课长就在美国的书店里面找到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他翻了翻，说这里面的很多照片他是第一次见，当时的日本军真是做了“不得了”的事情。

我是觉得，对于这些话题，其实没有必要特别的回避，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对方怎么样。国际关系向来只是看实力，努力增强自己的国力才是根本，难道不是么。

南京有名的小吃“鸭血粉丝汤”，大部分日本人是接受不了的。这种时候我也听到过诸如“人杀得鸭血吃不得”之类的评论，我觉得是没有啥必要的。要强大必须要成熟。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我们在南京大概呆了3个月。日本人来中国是可以免签的，但是最长只能呆半个月。所以太田每半个月坐一次飞机，从南京飞回东京成田，敲两个章，又直接飞回来，很是辛苦。

3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工作回东京了。小张给他的女朋友买了很多的东西，然而在小张到达东京之后不久，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虽然一开始有诸多的不适应，但是我很快便调整过来了。ACCESS的确是一家执行力超强的公司。在ACCESS一天做掉的事情，在索尼也许至少需要做一个礼拜。

我并没有立即插手SDK的开发工作。

我仔细阅读了DLNA的英文规格书，然后将其中的技术要求整理成为Excel表格。在一次课例会上，我给大家展示了这个表格，让大家了解我们要做的产品的整体俯瞰图。这解决了两个问题：

1. 部分开发人员英文不过关，或者对英文心存恐惧，从而不理解规格
2. 埋头在代码的实现细节当中，而忽视了整体结构

当时DLNA规格正好从1.0升级到1.5，团队的任务是要完成这个升级。但是还没有搞清楚要干啥。通过对规格的梳理，团队明确了工作的内容和方向。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了原来代码的结构，大幅调整了一些阻碍代码持续升级的设计。压缩了不必要的对象抽象和状态管理。

最后我们通过DLNA合规测试，取得认证。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当中，我们基本完成了SDK的产品化。该产品被正式命名为“NetFront Living Connect”，简称NFLC。

产品对外宣布之后，各种商谈也接踵而至。当然，那个时候ACCESS的主流产品依然是NetFront浏览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很多项目都是以附送的方式进行导入的。比如有线电视机顶盒、手机。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单独的项目，比如NTT的家庭网关、NAS等。

这里让我们稍微把时间倒退回去一点儿。2005年，ACCESS以358亿日元全现金的方式收购了美国的Palm Source，一家专职开发PDA系统及软件的公司。而稍微再往前一点儿的话，这个Palm Source收购了一家中国的公司——南京移软。所以就这样，ACCESS有了一家位于南京的分部。而前面社长所讲的提拔的中国人，就是去做了这个分部的Top（此外，北京也开了一间Office）

而ACCESS北京的这个Office所在的位于望京的楼，曾被房东违规卖给了两家公司。一家是ACCESS，一家是索爱。于是索爱把ACCESS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情最后好像是以ACCESS搬迁而告终了。

不久，从南京来了一批中国工程师到东京来进行OJT（在职培训）。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小伙子，分在了我们组。小伙子学历不高，话不多，但是活很好。

由于我刚刚和房屋中介打过交道，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带他们去找房子。

但是他们是属于南京公司派来学习的，所以待遇就比较差了。基本上就是在原来的工资基础上加上一点儿补贴。

小伙子给我说，他最多只能找一个月租5万的房子。

公司是在东京都文京区的水道桥。那是一个非常中心的地方。东京大学就在那附近。显然他们租不起这里的房子，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往千叶县方向跑，因为那里我比较熟悉。

我首先带他们去了我住过的市川。但是5万日元的话，只有距离车站20分钟以上的地方有。房子是木造的，没有管道煤气（用煤气瓶），热水器也是放在浴缸上，占掉浴缸1/3面积的奇怪装置。空调不是分立式的，而是窗式。

小伙子觉得不想麻烦我太多，说“行”。我把他拉走了。

我们就沿着快车线路一站一站地找下去，最终在一个叫下总中山的地方找到一栋轻量铁骨的房子。房间在最顶层，有一个斜屋顶，也就是有一部分面积人是无法直立的。

“就这里吧，实在是不想麻烦你了”。小伙子说。

我觉得虽然房间看起来寒颤点儿，但是交通还算方便。年轻人，回家也就是睡个觉。所以也觉得安心了。

其它几个人则往更远的地方去了。那里房间看起来好些。

就这样，一下子这家“本地企业”显得国际化了。水道桥的办公室没有食堂，我们中午就一起出去吃。期间不断有新的中国人过来，队伍也越来越长，越来越热闹。

受到社长莫大鼓励的我，很快就发现任务的艰巨性。

我所要到的团队，没有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课长是一位行将退休的高个子瘦老头，下面还有一位年龄更大的用VI收发邮件手撸TCP/IP协议栈的老工程师。其余的人员也都不像索尼里那些日本人看起来那样“文明开化”，而是充满着浓浓的“土匪味”。

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离开了一个努力将自己国际化的大公司，进入了一家地地道道的本土公司。

好在课长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但明显也是那种“太极高手”，凡事都不得罪人，八面玲珑。这很容易理解，他已经快要退休了。但是他对技术也同样很执着，直接参与开发，时不时还写代码调试。当然，大部分都是他年轻时自己埋的坑。

而另外那位TCP/IP老工程师，总是保持着和蔼的笑脸。如果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很兴奋地向你解释一整天，如果你不打断他的话。但是，除了维护他以前写的那些现在基本用不上的代码之外，他基本上不参与任何其它事情了。他其实在东京开了一间酒吧，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当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公司立马给他办了提前退休。

团队里本来有一位Leader，但是在我进去之后，很快就转岗到其它地方去了。我感觉似乎和我有关，但是我甚至没有什么机会和他打照面。也就是说，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的存在感是我从团队里其他人身上感受到的。大家似乎都对我保持着敬畏，敬畏下面隐藏着一种情绪，一种对他的思念。

这个团队担任的是一个DLNA中间件（SDK）的开发，也就是在我索尼二面的时候，部长曾经说要交给我干的东西。

后来慢慢了解到，关于这个产品当时的情况是，最早美国分社的一个大牛心血来潮写了一个DEMO，社长觉得好就把它立项，让日本这里接手产品化。然而日本这边迟迟接不下来，搞不懂，大牛那边也不耐烦甩手了，整个项目陷入进展缓慢的境地。

可能，当时他们已经准备砍掉这个产品了。但是现在社长准备拿它来考验我。

课长在和我寒暄之后，带我到了一张桌子边，告诉我这是我的位置。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希望我不要介意。

过一会儿，课长集中了大家，介绍了我。我也做了自我介绍。大家脸上保持着微笑和客气，但我从很多人的眼神当中看到了怀疑和不安。很快，大家就各回各位了。

我在桌子边静静地等待，等待人事来给我安排培训，或者是庶务来给我发工作器材、社员证、工资卡。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

于是乎我只好去找课长。课长和我说器材自己去秋叶原买，证件等自己去人事部去拿，而工资卡等事情问财务部。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所熟悉的一切，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备的。

我开始怀疑，我的决定真的正确么？

“自己选的道路，跪着也要走完”。这时的我，突然想起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干什么，甚至是使用什么工作器材。这难道不就是你想要的自由么？”我这样对自己说着，感觉心情慢慢恢复平静了。

2005年开始，不断有人离开日本，有的是回国，有的是去美国继续深造。其中，包括我们组里的马姐姐。7月15日，我作为唯一一个小弟，参加了先辈们为她和她的老公（也同样是在索尼）举行的送别会。大家心里都有很多不舍，但是此时每个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在考虑自己将来应该何去何从。

到了2006年，基本上已经走了一大半的人了。和我同届从北京院校来的20几个，基本全部走光了。上海Lady也突然有了一个高富但是不怎么帅的男朋友，然后很快回国结婚了。临走之时，送了我一碗绿豆汤，真诚地说了声：“谢谢你多年的照顾”。

后来，去美国的同学相当一部分成了传说中的硅谷白领，甚至有好几个成功混入谷歌的。而那些每天在公司食堂谈论着国家大事政治人脉的北京帮，回国之后也有不少留校评了副教授，或者进了研究院。而上海的同学如果回国的，则更多是选择了创业。

在一连串的组织变更和部门流转之后，我身边没有了中国人同事。住的地方，也慢慢只剩下我一个人。不过我的个性虽然并不内向，但是也不是那种自己一个人呆不下去的类型。事实上，我很愿意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敲代码，就如同我现在坐在电脑前码字一样。

但是，我无法忍受那么多年没有做出一款令我满意的产品，特别是有很多想法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执行的情况。这时候的我想起一句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决定到外面去闯闯。

但是创业，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和能力的。我只想做技术，也只会做技术。我讨厌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讨厌为了生存而去和颜悦色地迎合别人。

而美国，我已经去过，虽然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那里，因为那里吃的东西实在是太甜了。

于是我为自己找了好几个猎头，与他们交谈。我告诉他们，我想找一家行动力强的，能够快速将想法进行实现的，组织扁平且人员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公司。

我几乎去了日本排行前10的所有猎头公司，与很多人进行了交谈，筛选了上百个推荐职位，最后挑选了ACCESS。

在与课长进行的例行目标设定面谈当中，我选择了开诚布公。我对我的课长吐露了心声，告诉他我准备到外面去看看。我的课长在表示了惋惜的同时，作为个人表示理解我的想法，并且告诉我他有朋友在ACCESS担任高层，会向他直接推荐我。

于是乎，当我去ACCESS进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董事。人看起来非常地年轻，大约40不到的样子。他说他看了我的简历，也得到了我课长的口头推荐。正好ACCESS准备发力Ubiquitous Network（也就是后来物联网的原型），希望我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告诉我年薪是750万，这是基于我之前的年薪他能够给我争取到的上限，进入公司之后增长会很快，希望我能够不要太介意。

老实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索尼的加薪是非常缓慢的，差不多每年1、2个百分点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年薪，其实和入社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750万差不多加了50%。当然后来我也听说国内跳槽都是以翻倍为目标的，对此我也只能一笑。钱一直都很重要，但是不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2007年3月前后，在拿到Offer之后，我开始四处寻找住房。之前的住房是签署的三方合同，名义上是属于公司的，所以我无法继续住下去。我也曾经尝试联系公司，商量是否可以改为我直接和房东续签合同。公司倒是答应，但房东拒绝。

虽然这时我人还没有离开公司，但是接下来找房子的过程已经足以让我感受到在失去大企业的背书之后，在日本的生活难度完全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在约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找了2、3家中介，每个周末几乎都是开门进去关门出来，翻看了他们能够提供的几乎所有房产信息，我估摸着至少也有4、500套，实地走访的也不下几十套，但是没有能够找到。

要么是我看不上，要么就是人家不租给我。

之前也说了，在日本要找15平米以上的卧室，真的不太好找。

5月底，我终于在锦系町的公园旁边，找到了一间。然而，到了6月中，房东方面单方面取消合同，后来中介和我说因为有日本人看上了这个房子，所以房东就借给日本人了。

不是说日本人都遵守顺序的么？插队？

我和新公司约定的报到时间是7月1日。而之前的住房我必须在6月30日之前搬出去。还剩下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

我开始感到慌乱了。我和中介说，这样吧，我愿意多付一点儿钱，请尽快帮我找到。

就这样，最终我选定了位于东京都江东区龟户的一栋公寓。这栋公寓的主人是个医生，诊所就开在一楼，而自己住在6楼。2楼到5楼出租，每个楼层有10来间房子。房间的面积其实基本与我之前住的一样，但是索要我10万月租，并且要额外送他2个月月租作为礼金，还要压2个月月租作为押金，还规定押金不退。

也就是第一个月要支付5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3.5万RMB）。正好等于我来日本时索尼给我的安家费。

这个时候我深切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医生，真是个好职业。

新的房间

7月1日我准时到ACCESS去报到。前台把我领到一间会议室之后，来了一位中年女性，应该是公司人事，和我签署了正式合同。然后，把我带到了社长办公室，并且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敲门，进去之后一定要有礼貌。

我按照她的吩咐，小心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回应之后，推门进去了。

这是一间会议室，隔音效果很好。椭圆形的会议桌，旁边围了一圈高背皮椅子。我琢磨着应该是董事会开会的地方。最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在后面。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公司的No.1和No.2，创始人。两个人看起来都是40多岁的样子，站着的那个稍微老些。

坐着的那个人翻看着一堆资料，第一页上有我的照片。站着的那个人对我微笑了一下，示意我坐下。

于是我找了离开门口最近的椅子安静地坐下，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过了十来秒种，坐着的那个人抬起了头，朝我笑了笑，说：

“嗯，的确很优秀。”

“这位是荒川亨，社长。我是鎌田，副社长”，站在后面的人说。

“Tim，很高兴能够拜见你们”，我毕恭毕敬地回应道。

“你为什么要离开索尼？”社长问我。

“因为那个组织太大了，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

“哦。我们的组织是很扁平的。没有那些麻烦事情。”社长说到。

“将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社长继续问我。

“我想成为伟大的人。但是我先得从脚下走起。不过环境也非常重要，我需要一个能够提供给我这种机会的环境。”我回答道。

“我们可以提供。前不久我们刚刚提拔了一名中国人作为我们中国分公司的Top。而且，如果你有这个志向，你也可以成为全社的社长。我们并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社长说到。

很出乎我的预料。当时差点眼泪就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努力压住内心的波动，故作镇静地回答道：“好，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