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就在InfoSys的校园内开始了大约两个星期的坐学。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校园。校园外与校园内好像不是同一个世界。校园的主楼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到了晚上，这里会有音乐喷泉：

而内部它的内部是这样：

看起来像宫殿是不是？其实都是教室。我们在这里上软件工程和项目管理的课：

我们住的地方看起来是这样的：

房间里有淋浴，但是只有冷水。2人一间，我是和一个印度小伙子一起住的。没有什么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挺适应的。（当然，和我们在一起的印度人都是社会的中产以上）

每天早上我们从这里，走过这样的校园内的道路

然后从绿树丛当中穿过去湖面上的凉亭吃早饭

然后到主楼里面上软件工程，或者项目管理。亦或是走路40分钟去另外一栋楼里上沟通技巧课

课程排得很满很满，基本上要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8点。在课后我们会在校园的活动中心里打保龄球

或者沙滩排球

也可以游泳（怕水不干净，没去）

晚餐和早餐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气氛完全不同

总之那是一段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的日子。

对了，顺便说一下，虽然据说东西都是用椰子汁做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拉肚子发高烧。我是第一个，但是一天就好了。其他人晚些，但是好得慢。不过，1周以后大家就都适应了，各个身体都很棒。

还有就是印度是一日5餐（也许只有中产阶级以上是这样），除了3个正餐之外，还有上午茶和下午茶，就是喝点儿茶水牛奶吃点cookie。印度的cookie非常便宜，一卷只要人民币1块钱左右。。。所以我吃了好多。。。

和我们一起培训的印度员工每月也能有大致1万RMB的收入。这在印度是很高的收入了。所以，我相信我看到的只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很小的侧面。

第三日（2月7日），公司安排我们去看店，目的是让我们了解印度的电器市场氛围。

我们首先来到班加罗尔的“秋叶原”，一条嘈杂的电器街。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IT设备，有真的，也有假的。也许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但是没你买不到的。当然，太高档的货是没有的。我个人觉得其实称为印度的“华强北”更加贴切。

VAIO旗舰店。有后台的的确看起来不太一样

当然，那么热闹的地方肯定不能只有电器。秋叶原有女仆，而印度有神牛、水果黄瓜和菠萝。

在电器街上悠哉悠哉行走的印度神牛

水果黄瓜那个时候在国内没见过。现在超市里就有卖

掌握IT技术就成为了白领，一件体面的衬衫是必须的。当然，其实码农也很穷，所以便宜也很重要。

看完接地气的电器街，我们来到一片富人区，那里有我们在国内司空见惯的商场，以及肯德基。

索尼中心，一大排BRAVIA告诉我们这里索尼电视的地位

水果店(●—●)

领队和我们说，在印度KFC远比黄色大屁股（麦当劳）有人气。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麦当劳的牛肉汉堡必须改成鸡肉汉堡。

有钱人出门显然不能走路，所以商场外有很多摩的。

晚上我们回到InfoSys校园吃晚餐。这个吃晚餐的地方非常夸张，是一个位于湖面上的凉亭。

印度的自来水是有很严重污染的（据说他们在河里处理尸体），所以所有的饭菜据说都是用椰子水做的。

顿时觉得自己有点酋长的感觉了，就是少了点波斯美女？。。。等等，这里并不是阿拉伯。。。

第二天（2月6日）一早，我们便从宾馆checkout，前往SAD的办公室。

我很快发现，在车子的前部装有一台电视机，并且是索尼的BRAVIA。领队跟我们说，印度的客车前部一般都会装有电视机，而且基本上都是索尼的。所以在索尼电视部门最为黑暗的当时，印度一枝独秀，取得了全球最好的成绩。

这就让我想起了宾馆里也是索尼的电视。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里面的7-8个台，竟然有3-4个都是索尼的台。有索尼音乐台、索尼电影台、索尼纪录片（全球地理）台，等等。据我所知，全球可能也只有印度，有那么多索尼电视台。可见索尼在印度的影响力。

前一天下飞机的时候因为天已经黑了，所以没有看清道路两边的状况。而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路两边盛开的樱花。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因为当时是2月。后来听领队介绍，班加罗尔因为地处热带，樱花盛开的时节比日本要早得多。

盛开在2月的樱花。日本一般是4月中下旬

很快，我们就到了SAD所在地。这里也被称为印度的硅谷，园区里面集结了许多高科技企业，比如Arm、Intel、Cisco、GE等等。

SAD的办公楼

参加培训的印度同事已经提前到了办公室。公司首先把我们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面，SAD的Top向我们叙述了这个培训项目的一些情况。这个培训实际上是SAD委托给一家称为InfoSys的印度软件外包商执行的，这家企业承包了很多索尼软件的开发维护业务，所以提供这样培训给索尼的年轻一代工程师也是对自己很好的宣传。而今天的主题就是融合，让大家互相认识。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胸前，然后一个一个作自我介绍。最后，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手机，作为日常联系使用。

当时的印度，普遍还在使用这样的GSM手机。手机非常便宜，连机器带话费好像一共100来块钱

中午，公司提供了自助餐。当天是SAD的工作日，食堂里坐满了SAD的员工。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小包房里面，饭菜也是单独分开的。不过据说品种和他们日常吃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出于卫生的目的分开了。

下午我们参观了SAD的办公室。每个工位的面积非常的小，桌子可能就和中学生的课桌差不多大，80公分的样子吧（而CSC大约1米2到1米5）。上面有半层书架。前后的间距也就是刚好坐得下一个人。办公室是连通的，但是每个区域上都吊有吊牌，表明该区域对应的事业部。业务范围明显是比CSC大得多，基本上能找到索尼各个事业部的名字。

晚上，我们入住了InfoSys的校园。印度的大的软件外包公司的运作模式是既是学校也是公司，主要招收的人其实按照我们的教育体系的话是相当于初中毕业读中专，或者高中毕业读专科的概念。读书只需要很少的学费，然后如果参加项目还有钱拿。校园很大很夸张，可能有好几平方千米。据说每年新生会有2万多人，3年制，也就是校园里有6万多码农。

其实索尼的软件内包中心有两家，上海的是其中一家，而在印度班加罗尔有另外一家，称为SAD。

当时CSC的头，一个叫和田的日本人，原本就是印度软件中心的Top。因此，两家虽然在业务上有很强烈的竞争关系，但是在和田当政的时期，还是经常有往来的。

为了扩大印度软件中心在集团内的影响力，在几年之前SAD就组织了一个社内培训活动，从日本、中国和印度分公司召集年轻工程师到印度，组建国际工程师团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我并不是年轻工程师。但是，由于年轻人大多不太想去印度，而对于索尼（中国）来说我也的确才来不久，所以王总就询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觉得很新鲜，就一口答应了。（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印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可能年轻工程师听了前几次参加的人的反馈才不愿意去）

2012年2月5日晨，我和1部推荐的一名做NLP（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工程师一起，从上海出发，前往印度。

那个时候，上海并没有直飞班加罗尔的航班。所以我们需要在新加坡转机。而从东京来的十来位工程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在新加坡汇合之后，再一起前往班加罗尔。

新加坡机场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国际中转机场，这里有来自东半球和西半球、南半球和北半球、以及赤道国家的客人。机场里有穿着厚厚羽绒服的俄罗斯大妈，也有穿着超短裙的美女，以及穿着莎莉的印度系女人。2月份是上海的冬季，但是新加坡的温度还有20好几度。我一下飞机就赶紧脱掉了我的羽绒服，然后冲进厕所换掉了身上的保暖内衣。

新加坡机场内的Stamp拉力，就是在机场里各个地方放着不同的章，可以一个一个去盖

因为距离转机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我决定到机场里转转。首先我要去换一点印度卢比，因为在国内是无法直接兑换的。新加坡机场非常的大，有很多免费的电影院，甚至是淋浴房。这让我印象深刻。

机场里有卖米皮，这让我很意外。更为意外的是，正当我发愁米皮用英文怎么说的时候，售货员用中文询问了我是否要一份米皮，加不加辣椒。我这才想起来在东南亚有很大的华人圈子，很多人虽然不会读写汉字，但是会说中文。（做软件的时候，有一种语言叫新加坡中文）

味道么不是很好吃，就是单纯的辣，不怎么香。我虽然祖籍是上海，但从小在祖国的大西南长大，所以还是能吃一点儿辣的。但是，吃辣的地方其实讲究的是香，这种单纯的火辣不是我喜欢的。

米皮比国内贵得多，具体价格忘了，好像是好几十RMB。当然，机场里东西都贵。

因为怕误机，我没敢去看电影。在机场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之后，回到位子上和日本人工程师聊天，知道他们大多数是新进公司的新人，主要来自技术开发本部（索尼内部一个介于R&D和产品开发部门之间的，以转化R&D成果到产品线为目的的部门）。大部分日本人都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他们不会像我那样晃来晃去的，而是坐在位置上安静地读着书。领队则是一位在SAD工作的日本人中年女性，很瘦，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印度，皮肤已经晒成棕色，衣着也和东南亚国家的人类似。

所有的日本人同事都在看书

不一会儿，机场广播就通知我们登机，前往班加罗尔。

这是一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就听闻新航的服务，真实体验了一下果然很不错。机上有鸡尾酒供应，餐食也很丰富很好，是那种正儿八经的餐具，而不是一次性饭盒。

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了班加罗尔机场。在出入境窗口，我看到了印度警察，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而出了机场，外面嘈杂的人群、三轮摩的、以及人们的着装，又让我想起了国内小县城的火车站的场景。

我们在领队的带领之下坐上一辆大巴车，前往宾馆。路程并不遥远，只有30公里左右，却花费了我们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印度的公路上有多得令人发指的减速带，车子压根开不快。而且，路上有很多二轮摩托，以及牛，就这么在车前晃来晃去的。路口的交通灯，要么是全都不亮，要么就是全部亮红灯。

到达宾馆时天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的样子。宾馆是ibis，应该是一家连锁的国际酒店。在印度，住这样的国际酒店是要额外支付奢侈税的，税率还不低，好像有十几个百分点。房间的陈设其实也就是和国内的快捷商务酒店类似，只不过是有马桶（我们在出发之前，SAD给所有参加者发了一个小册子，里面讲了一些关于印度比较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大部分印度厕所并没有马桶的事情）。淋浴房里只有一盒大大的液体，上面写着即可以洗头也可以洗身体。而且并没有拖鞋。

ibis宾馆。照片为第二日早上拍摄

当然对于BD，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所以其实平日里，我的主要业务依然是作为项目经理管理日常的外包项目开发。只是可能有1/3的时间，会陪同黄总出去探HIT方面的路子。
那个时候的CSC，里面包括3个部。1部主要是做索尼的电视部门包过来的软件开发，特别是国内型号的一些软件调整和定制；2部则是嵌入式方向，主要负责半导体事业部包过来的一些固件和SDK的开发；3部则是QA部门，负责软件测试以及自动化方面的业务。
1部的业务比较稳定。虽然那个时候索尼的电视已经连续亏损近10年，但是公司高层认为电视是非常重要的与用户的接口，所以一直都动用着全公司的资源在抢救。当然，也正是因为亏损，所以更多的开发要放到更便宜的地方。
而2部的部长就是面试我的那个王总，他比较有野心。他之所以认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他也不甘愿只做外包开发，而是想要掌握核心竞争力。半导体虽然不是索尼的前端业务，但是是索尼的核心技术力。而CCD/CMOS芯片的驱动、固件和配套SDK的开发，则是国内的空白点。所以王总希望做这样的项目，培养出一批掌握该类技术的人才。
但当时来自半导体的业务并不饱满。所以2部也需要接其他的业务。HIT作为全社的创新业务，王总看中了其今后的可能性，所以让黄总去做。
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是，这个2部原本是黄总负责的。后来不知什么样的经纬，从外面来了这位王总。王总原来是在创业公司做GIS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所以虽然也说不上2人有什么太大的矛盾，但是两人做一块业务也是不怎么舒服，所以王总看着半导体，黄总看着新领域，这样也比较太平。
而我被他们两个人都看上，那么自然就是两边都要做。
芯片固件及SDK开发方面，已经有一支团队在负责了，所以我负责的是更加下游的，使用这个芯片的监控相机事业部门过来的业务。
那个时候海康大华（位于杭州的两家视频监控企业）在国内已经崛起，但是还没怎么出海。但是海外还有三星等，将索尼拉入价格战的泥潭。索尼这家企业本身的体质决定，其在成本上是永远玩不过国内企业和韩国企业的：VAIO和电视机均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所以监控事业部将希望放在硬件方面通过独占使用一些半导体事业部的最新高端芯片；软件方面搞一些人工智能，人脸车牌识别呀边界检测什么的，来避免掉入低端市场而不得不面临价格竞争。
做人工智能，包括系统和算法两个部分。日本想要负责有更高附加价值的算法部分，所以将系统部分包给了CSC。当然，王总的性格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个，所以他在接下这个活的同时，自己又去招了一位交大的图像识别方面的博士，想要搞些自己的算法。而我，就负责系统部分的开发管理。
而黄总那边的业务，其实来源于日本另外一个02年过去的师兄。这个师兄原来也是VAIO的，所以我们其实认识。但是这个业务本身，其实日本也都没有想法，只是在瞎打瞎撞的过程当中。现在倒过来想想，估计日本那边的情况也就是听到了一些高层的动向，但是又没有具体的信息，所以下面的人就在瞎揣测，想要抢占先机。而且那个时候VAIO已经每况愈下，所以各路神仙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给自己准备后路呢。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边的业务还是实打实地在做的。日本那边的师兄思前想后可能觉得中医会是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点，另外中国很快就会进入和日本一样的老龄社会，所以那些日子我就陪着黄总跑各大医院、各大养老院、社区、街道、中医药大学、等等。这样跑了1年多，最终因为公司实际的方向（收购奥林巴斯）逐渐明朗，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虽然最终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但是这个过程的确对于一个地地道道的码农来说，是很特别的一段日子，所见识到的所学到的，显然是无论写多少代码都不可能掌握的。

在决定回国之后，我依然是找了之前委托过的猎头，让他们给我介绍。在经过多方比较之后，锁定了两家：HP（惠普）和索尼（中国）。
其实我本人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再回索尼的打算。只不过猎头公司（当然了，也算不上真正的猎头，真正的猎头都是找CEO/CTO的。中介公司吧）看了我之前的工作经历，感觉到再卖回索尼更简单吧。我本人虽然没有特别希望，也不抵触。
但是我还是决定先面试一下惠普。想法也很简单，日系企业做了8年了，想体验一下欧美企业。
然而，惠普没看上我。猎头给我介绍的应该是一个做服务器应用的部门。因为我那个时候人还没回来，就电话面试。开始的两轮好像都还可以，后面第三轮电话那头问我是否搞过并行计算，我如实回答没有。于是就没了下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也别烦了，先在索尼落下脚再说吧。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索尼去应聘，但是我心里觉得不可能不要我，所以也没继续找下家了。
大约7月中旬的样子，我到了位于上海张江软件园的索尼软件中心，发现东边对面隔着金科路就是惠普，也是感觉到了戏剧人生。而西边隔着居里路的对面，是日本三一制药。索尼在日本东京大崎的楼，对面也是这个公司。
索尼在张江软件园的楼只有两层。后来知道，这里本来是作为工厂修建的，后来因为业务转型改成了办公室。但是楼的结构就是厂房的结构，里面完全靠隔板分隔成一个一个办公区域，不少并没有窗户。而且，房顶是个简易的蓬，一遇到下雨就像打鼓一样，声音挺大。
在2011年的时候，这里是索尼（中国）的技术中心。而我即将应聘的，是一个被称为CSC（中国软件中心）的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索尼的一个软件内包中心，利用国内较低的人件费，从日本的各个事业部接活，降低开发的成本。
所以其实我并不是很看得上这个工作。只不过当时回国也比较突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细细地找了。先找个做起来比较轻松的，再慢慢看机会，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我到得有点早，就先在软件园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周边的环境。过了一会儿，人事出来将我接入一间小办公室，丢了一套题给我做。
我看了一下题目，基本上应该是给应届生做的。心里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但是还是将它做掉了。依然是前面一半逻辑题（下面显然不同的一幅图是。。。），后面一半C/C++题目。
大约半个小时我做完了，打电话叫来了人事。人事将我带到另外一个稍大的会议室，让我等面试官进来。
大约过了5分钟，两个面试官进来了，其中一位是02年到日本的学长。大家互相一照面就笑了，于是乎面试变成了聊家常。另外一位面试官一看这情形，选择了沉默。我刚才做的题也在学长手上，估计他最后也没怎么看。
不过认识管认识，我们并不是很熟。所以我还是向他简要介绍了我过去的工作经历，就像大家在前面的文章看到的那样，当然要简洁得多。然后他问我期待的职位，我如实说了，他说显然这个等级的话他面试不了，让我继续等一下，他去叫他的老板。
于是两位面试官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姓黄的领导，30后半40不到的样子，一看就是上海人。我心态也比较放松，就和他随便聊了聊。
聊的结果是，他觉得他自己也做不了决定，需要再往上汇报。
就这样，他又去叫来了一个姓王的领导，由他们两个人进行面试。和前面这几位不同，这位姓王的领导很有本地特色，气势也比较足。可能是为了考察我的日语，他让我用日语再次汇报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向我介绍了一下刚才姓黄的那位领导的工作。也许因为我在聊天里也直说了我不太想做纯粹的软件外包的工作，那个没什么意思，他就重点介绍说这位姓黄的领导现在在配合日本总部做新的业务领域的开拓，目前的方向是Healthcare IT，也就是和健康医疗相关的IT设备（其实那个时候索尼正在考虑收购奥林巴斯进军医疗行业，当然，这个在当时不知道），目前他一个人在做，今后也许我可以加入。
这一下子就刺激起了我的兴趣。健康医疗方向是我从来未涉猎过的一个领域，而且我的老婆是学医的，这个方向对我来说是我想了解的。特别是这是一种业务开拓性（BD，Business Development）的工作，感觉上应该和码农很不一样。我决定试一试。
王总询问我写的在日本的收入是否真实，是否有证据。我回答税单什么的我都保留着。然后问我期待薪水多少，我说我也了解国内薪资水平达不到日本的情况，能有一半也就差不多了。王总让我回去想一想如何开拓这个业务，一周后再来面试。
二面依然是王总和黄总。王总显然是期待着我有PPT，然而我什么都没写。他有些失望。但是，也许是因为我的要价并不高，他最终还是通过了我，并且和我说薪水是税前每月2万，含交通补贴。
这个薪水显然是不高的。但是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等着买房（房子在我到日本几年之后家里便用我汇回去的钱，当然还加上一部分父母的钱，逞着房价还没有成为天价的时候买好），所以我也看得比较淡。更多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码农，能得到这么一个积攒不同的工作经验的机会，这很让我兴奋。

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我们通过手机得知地铁已经部分恢复，便各自坐车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大脑中不断仿真着家里劫后余生的样子。电视机倒在地上，满地玻璃渣子。大橱即使没有散架（因为是我自己拼装起来的），估计门也开着，倒伏在床头，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然而，当我打开家门的时候，一切都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昨日的地震，只是我的一个梦境。

我非常仔细地检查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唯有洗漱台上的口杯落入了洗面盆，牙膏牙刷掉了出来，向我述说着昨日的事情。

我打开电视，看着最新的地震新闻。一副东京湾的地图上鲜明地标注着：东京都江东区，震级8。

“也许是只有垂直方向的晃动，没有横向的摇动吧”

我尝试着向自己解释这一切。

咚，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请大家注意安全，保持手机打开，等待公司进一步的通知。”

看来要在家里等待一段日子了。我决定到附近的超市里面去购买一些物资储备起来，因为交通大混乱，估计很快就要发生物资短缺问题了。超市离开家并不远，步行5分钟的样子。

然而显然我去晚了。超市的货架上已经稀稀拉拉，特别是饮用水、卫生纸已经被抢购一空。

于是我去了附近一家更大一点儿的减价店，那里还有一些饮用水和卫生纸，但是也不多了。

很快，电视里开始播报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这时公司已经通知大家恢复上班。中午大家坐在食堂里，看着事态不断升级，议论纷纷。

公司里有不少关西的人，他们开始议论是否要回到关西，通过VPN参加工作。

很快，公司批准了。

于是我也提出，回到国内，通过VPN参加工作。

很快，公司也批准了。

然而，回国的机票并不好买。东京至少有几十万华人，大部分现在都在买飞机票。

这时候我的一位好友通过MSN和我说，他有个姐姐在航空公司做，可以帮我问问是否可以买到机票。

很快，我接到一个电话，从东京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2万RMB。

在平日里，从东京到上海往返的票，也就4万日元左右（3000左右）

我有些犹豫。“我现在在订票台，后面很多人排着。10秒钟内你不给我回复就被别人买走了”，她催促道。

“好吧”。特殊时期，没有办法。

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去了香港，只是在机场逗留了几个小时。

回到国内以后，我每天通过电子邮件以及Skype从家里参加工作。但是福岛的事情迟迟不见收尾。1个多月后，回到关西的人渐渐回到了东京办公室，但是我的家人反对我回去。在和上司商量之后，同意我在家多留几个月，中间去南京跑了两趟，也算是出差。

大约3个月后，我回到了东京办公室。但是灾害导致公司很多项目拖延或者取消，公司的资金链进一步断裂。很快，公司发出召集令，表示要进一步大幅缩小公司规模，募集自愿退职者，公司给与一定的补偿（提前支付部分退休金）

看着福岛的事件迟迟不收场，老婆也不愿意再过来，我去找了部长，商量我是否可以报名。部长和我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不走。因为那个时候ACCESS实际上在上海也有一支小队，我就提出是否可以把我调到那里去，反正现在NFLC SDK的开发工作也是在南京，我从上海帮他们看着南京的开发工作，并且如果可以，还可以在上海组建一支队伍，接日本的项目。

部长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就帮我去和社长争取了。但是因为实际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决定要spin off中国国内的业务，所以社长没有同意。据说，部长甚至和社长说，如果他不同意，那么他（部长）也不干了。

最后，我和部长，还有狩野课长，都提交了自愿退职的申请。不过，狩野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仍然是从ACCESS接原来的活。只不过把自己从社员变成了外包。而部长，则回到他原来的单位（NTT Data），继续干着他喜爱的DLNA相关的工作。

2011年6月，我回到上海，结束了在日本8年的“抗战”。让我意外的是，房东将那2个月的押金退给我了。

（完）

在所有灾害小队确认人已经到齐之后，总务开始了对办公楼的检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强烈的余震开始了。

我们的办公楼对面，是NTT的大楼。在余震当中，这栋楼好像一根面条，不仅左右前后摇摆，而且twist（扭动，就好像跳拉丁舞将上身和下身朝不同方向扭）。楼外悬挂的玻璃幕墙哗啦啦地如同麦浪那样滚动。

我本以为即使楼不塌，玻璃幕墙也会碎一地。然而这些并没有发生。余震过后，大楼还是一如既往地那样矗立在那里。

不得不赞叹日本的柔性建筑技术。简直NB得不行。当然，如果有人在上面，估计会被吓半死。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之后，余震不再明显了。公司总务在球场上用喇叭喊话，说已经检查过，楼无大碍，让大家回去上班。大家一片嘘声，没人移动。

其实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怖。我还和狩野开玩笑，问他是否有遇到过那么大的地震。

“有生之年系列，这个肯定是。”狩野回答到。

大家都打开手机，查看着电车的运行状况。电车已经全面停止了。正在考虑如何办的时候，总务再次喊话，说如果想要回家的，可以在汇报给所属长之后离开了。

就这样，很多家离开公司在30公里之内的，开始尝试寻找方法回家。在球场等待的时候，公司里的十来个中国人聚在了一起。我们决定先走到车站去看看情况。

出了公司，眼前的景象虽然不能说惊呆，但是绝对是意想不到。之前平坦的马路变得凹凹凸凸，很多地方出现了过膝的积水潭。而原本柏油石子路面变得和烂泥地一样软绵绵。

我一开始以为是自来水管破裂。然而旁边一起步行的日本人听到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这是管涌。原来因为海滨幕张靠近东京湾，地面下土质松软，地震之后形成很多空洞，将海水倒吸过来，从路面塌陷的坑涌出。整个地盘出现了“液状化”。

也就是说，现在路面下面已经变成了沼泽。

大家都很小心地绕开塌陷的路面向前走。可能花了2个多小时，才走完了通常只需要30多分钟的路程。到了车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我们几个中国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倒也没有特别的忧心。而且我几个高中的同学居然很快知道了消息，通过MSN发来问候，很是感动。听他们说，成都和上海居然也有震感。我也给家里发了一条信息，说情况虽然挺糟糕但是没有受伤一切很好，不必担心。

当我们到达幕张本乡站（公司虽然离开海滨幕张站最近，但是那条线路因为靠近海边，平常风稍大就会停运，所以我们直接去了内陆的总武线车站），这里早已经人山人海，无论车站内外，地上都坐满了人。但是大家都很安静，没有任何喧哗。

车站前的公用电话门口排起了长队，我这才意识到电话可能不通了。拿出手机试着拨了一下，果然不行。但是互联网仍然可以上，很神奇。于是我们又开始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bug”

这时大家感觉到肚子饿了。我提议到，反正也回不去了，不如先吃个饭。车站里有一家松屋，这时人却意外地少。于是我们几个进去先解决温饱问题。

吃饭时，有一个中国人同事提出他家离开这里最近，不如都去他家。于是当晚我们就决定到他家去睡。

他家有一间榻榻米的房间，大家就在那里席地坐下。这时我想起了富士山的那个小屋。

灾害的时候获取情报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从多次的灾害培训当中学到的。所以我打开了电视，看到了日本东北地方直升机的航拍。一个人开车躲避海啸，却很快被海啸追上吞入海中。而在气仙沼，因为海啸，一个炼油厂的原油泄露，海水载着冲天火焰冲入气仙沼住宅区，那里多为木头房子，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宛如东京大轰炸再现。

这时的我，意识到事情远比我想象得可怕。折腾了一天，虽然身体已经很乏了，但是我没感觉到一丝睡意，全身直冒冷汗。

我们将啤酒瓶倒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地震仪。

半夜，一个同事不小心碰倒了它，惊起一片“鸥鹭”。

也许是公司的创始人荒川和镰田认为ALP的失败是他们的过于冒进的投资决策给社员带来了麻烦，又或许是本着对员工负责的态度，在荒川先生死后荒川的家人主动捐出了一部分股份，将其变卖支持公司的运营。

除了释放更多的资金，公司也全力压缩人力成本之外的成本，并且想一些其它的方法获得收入。比如，因为技术中心的楼原来是宝马的大楼，地面上地下都有很大的停车空间。之前公司将这些地方改造为篮球场和乒乓球场，现在又改了回来，出租给旁边公司的员工作为停车场，来回笼一些资金。

产品方面，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将服务的客户范围拓展到诸如电子广告牌，电子书排版出版等新的领域。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在ALP所造成的数百亿损失面前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快速缩小企业规模，重新回到精英化经营才能过冬。

我被公司列入了精英的队伍，公司为我准备了一系列的培训。比如PMP（国际项目管理）课程、创新课程、管理课程、企业经营课程等等。

并且，我被调回NFLC的开发团队，准备接手课长的职务。不过这个时候NFLC团队的课长已经不是原来那位“老糊涂”，而是另外一位，专门来在我能够接手之前，代职的“傀儡”课长。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东海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李氏9级地震。公司所在的海滨幕张的震级在6到7之间。这次地震虽然波峰震级很高，但是能量衰减较快，房屋受损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就如大家知道的，福岛核电站“漏油”了。

发生地震的时候，我正在技术中心13楼的办公室与课长谈话。我们感觉到楼板开始晃动，很快反应过来是地震了。但是地震在日本十分普遍，我们也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大家只是停下手头的工作，扶着眼前的桌子。

然而，晃动并没有如同往常那样很快结束。相反，楼板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地平线在窗户外起起伏伏。甚至，我能从位于办公室中央的位置上，透过窗户看到篮球场上的白线。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震。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大家表情都变得紧张。但是并没有混乱。

“请大家藏到桌子底下。”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应该是灾害委员。在日本，每个课或者部都会有灾害小队，由社员轮流担当。小队里有明确的分工，有的负责引导，有的负责抢救，有的负责灭火，等等。定期还会有灾害演习。

所以，这样的命令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这次是真的。

我迅速地藏进了桌子底下。桌子是全钢板的，很结实。

然而，很快桌子也开始移动起来了。我只好跟着桌子跑，心里开始担心楼是不是会拦腰折断，并且是不是可以开始在手机上写点遗言了。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会有一种十分诡异的声音。可能是建筑物当中钢筋和混凝土摩擦的声音，也可能是来自地球内部的声音。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这个声音开始变小了，桌子也慢慢停下不动了。

在确认楼面确实不再晃动之后，我从桌子下探出了脑袋。此时楼里面的灾害警报已经响起，灾害小队的引导员在示意大家原地保持不动之后，去取了安装在墙上的应急物品，举起了小旗，打开紧急出口，引导大家按顺序撤离。

在沿着逃生楼梯下楼的过程当中，听到后面的人说，墙这里有裂缝，那里有裂缝。我没有抬头看，只是一心下楼。

很快，所有人集中到了地面停车场改造的篮球场。我打开手机，发现还有信号，能上网，也能看地上波（日本的非智能手机可以直接收看数字电视，称为One Seg，就是只接收数字电波当中一部分的信号解码播放。原理和交错编码的png类似）。放心了不少。

通过1个多小时的梳理，我大致定位了问题所在：

1. 现场的工程师基本上是我以前组里资历比较浅的。对NFLC SDK自身的认识不够，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导致客户怀疑我们的专业能力，这是客观基本问题；
2. 现场的PGM在汇报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区分客观事实、推理、提案这三个部分，导致客户在不信任的情况下，很容易抓住把柄，进行反攻，将所有问题推卸到我们这边；
3. 上面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反反复复，导致了双方的决裂；

针对这些问题，我制定了解决方案：

1. 将问题的真正所在，以及问题产生的机理告诉组里的工程师，并让他们修改代码进行实际的验证，将验证结果做成报告；
2. 由我暂时接管现场的项目管理工作，让可怜的PGM回酒店好好洗个澡，刮个胡子理个发，然后美美睡上一觉；
3. 将汇报内容按照客观事实、逻辑推理（问题原因的推测）、修正方法的提案这三个模块进行重新组织；
4. 与客户沟通的时候做到对于客观事实双方必须一致确认，对于逻辑推理双方进行逻辑上的互攻、对于解决方案提供多种方案供用户选择

凌晨3点钟，对方的部长带着几名资深工程师下来了。课长首先向他们介绍了我，说我是DLNA方面最好的专家，并且在skapa实验室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与日本的各大电器制造商成功完成了对接，目的是让对方认识到我们很重视这个项目，也为我添加谈判的砝码。

接下来我首先代表公司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表示由衷的道歉，同时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快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必须保持高效正向的沟通，对话的决裂会使得项目停滞不前。

然后，我按照前面的叙述框架，将目前所有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梳理了一遍。每讲完一个客观事实（对问题的定义），我都会询问客户是否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描述是否完整。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由于对问题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分歧，而且其实也是将问题的范围锁定住，避免客户那里因为测试不充分在后面不断地扩大问题的定义。

在客户的部长表示对问题的客观事实认同之后，我具体阐述我们对问题发生机理的逻辑分析。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客户并不保有和我们一样的底层知识，所以仅仅用我们具体实现的现状去说服客户是不可取的。因为这里有个信息不平等的问题。

所以，在说明的时候不仅要说明我们目前是怎么做的，而且要说明为什么这么做，是否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各有什么利弊。要做到客观通俗，逻辑清晰。

最后，我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这里常见的问题是，往往双方都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自己动手的方案，也就是将工作量推给对方。但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关系上存在着委托关系，所以被委托方往往会被欺负。这在工程师这个层级可能是无解的，所以就要充分给站在更高角度，对项目全体负责的人讲明白，哪种方案是对项目整体最好最自然的。这样就可以得到对方管理职的帮助，对方的工程师也就难以将工作完全推过来了。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天明，对方的部长终于理解了当前问题的全貌，也意识到很多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的。会议之后双方工程师立马开始了解决方案的执行，而我被对方的部长叫到了3楼，与他们的技术负责人再次开会，将所有open的问题都过了一遍。

临近中午，我才终于有时间回到酒店，但是酒店已经帮我调换了房间，我的总统套房就这么样没有了。

为了帮助现场年轻的工程师解决问题，我继续在神户呆了一个月左右。但是因为我手上还有自己的项目，所以我没等项目完全结束就回东京了。走之前客户请我们吃了神户牛肉，非常美味。